难以忘却的一段经历

离退休教职工  高锦延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学校校长安绩同志将我和原中枢、吕永和、方构4位同志（当时我在乌鲁木齐第一师范任数学教研组副组长兼任校党总支委员、理科党支部书记）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到自治区教育厅去参加一个会议，特别叮咛会期可能要几天时间，让我们随身带上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我们一块儿到自治区教育厅报到后，才被告知是让我们参加1977年高考命题工作，并说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家属），随即将我们一行人安排在乌鲁木齐郊县的五家渠农场招待所。第二天，自治区招生办公室主任召集我们全体命题组成员开会（当时可能出于时间紧、任务急，为避免争论的考虑，每科就一人参加高考命题工作，数学高锦延、物理原中枢、化学吕永和、政治方构、语文是乌鲁木齐市一中的一位教师），他告知我们自治区招生领导小组关于这年高考的时间安排，并说根据他们对当时在校高中毕业生现状及下乡知识青年实际情况的调查，要求我们在命题时要紧扣中学教材的知识范围以及考生的实际状况，试题要反映出对考生的基本要求，千万不能脱离实际、要求过高。我们一致反映报到前毫不知晓要参加高考命题工作，任何资料未带，难以命题，招生办表示“你们不能亲自回家去取书了，只好每人将需要的书籍资料开出一个单子来，写明家庭住址及爱人姓名，然后由我们派人去取”。

就这样我们仅靠手头有限的一些资料及自己多年来教学经验的积累参加命题工作，而且，每科只有一个人，无法与人商量，不同科目的试题也无法参考，深感压力很大。在所有科目中，数学和语文工作量最大，因为这两科同时要命出三套试题来（理科、文科、中专各一套），要求在半个月之内完成任务。我认真翻看了当时的中学教材并查阅资料，先制定出考点分布及试题分类的考题大纲来，然后再选配合适的试题，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总算是提前完成了任务。试题命出来后我心里忐忑不安，试题能否达到既有利于选拔人才又符合实际呢？因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试，它关乎到新疆八万考生的前途和命运啊！于是，我向招生办提出，能否将我命出的试题请专家教授审阅一下，我提出请新疆大学数学系的刘教授审阅（我们都尊称她为刘老太，她是初等数学的权威），我说刘教授是老党员，人很可靠，就不要把她也像我们一样关闭起来了，我的提议得到许可。刘教授审阅后认为试题涉及知识面较广，题量和难度也比较合适，只不过有关指数和对数部分所占比重稍大了点，又提出增加一道综合性试题，难度可以稍大一点，以利于拉开考分档次。我诚恳接受了她的意见，对试题作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改，这样，高考数学试题就定稿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住在五家渠农场招待所时，由于我们穿的衣服比较旧，我们住的几个房间门口有专人把守着（我们是不能随意外出的），我们的身份和任务又不能向外人透露，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误以为我们是“四人帮”清查对象，对我们的服务态度非常不好，几乎每顿饭都是等给别人都上完了菜，才给我们上菜，上来的饭菜都快凉了，吃后胃很不舒服，后来招办的同志与招待所协调之后情况才有了转变。

命题工作完成后，招生领导小组决定：为保密起见，试题印刷要到兰州去进行，要求命题组赶赴兰州。我们命题组一行人乘火车到了兰州，住在兰州饭店，试卷印刷安排在兰州新华印刷厂，厂方挑选了政治可靠、技术娴熟的若干名老工人承担此任务。我们则承担监督工作，从检字、排版、清样校对、印刷、装袋全过程监督，印刷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一张废品都不允许带出厂外，要即刻销毁。大约用了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各科八万份试卷的印刷任务。然后由新疆自治区招办与甘肃省招办协调，按照绝密文件等级由兰州发往乌鲁木齐。我们向招办提出能否乘坐飞机返回，得到批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感觉特别新鲜。可是，在降落时飞机的起落架甩不下来，我们从窗口已经能清楚的看到机场了，没办法飞机只好又升空，绕乌市又飞了一大圈，第二次试降成功了，大家紧张的心情才平复下来。

返回乌鲁木齐后，安排我们住在位于光明路上的兵团司令部内的一栋二层小楼上，门口有警卫把守。这时，距离考试还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招生办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做出各科的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来，又是将近一周紧张忙碌的工作，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高考结束，我们这批人才算正式“解放”了。

可是过了没几天又起了一场风波，阅卷组的一些组长们看了试题后，认为试题太简单了，考不出水平来，和文革前的试题相比，“这样的试题人人都可以得高分”所以拒绝阅卷，这一下可难住了招生办，他们让我们命题组的同志和阅卷组的组长们搞一次座谈，我们几位同志交换意见后，决定勇敢面对，“舌战群儒”。我们向他们说明自治区招生办关于这次高考命题的指导意见以及大多数考生的实际水平，又说明1977年高考是由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命题，新疆的教育水平比内地省份要低一些，这是客观事实，大家谁也不希望由于试题太难使得新疆考生的考分过低，直接影响到内地高等学校的录取，更何况试题是经过自治区招生领导小组审查同意了的。大家还是应该踏下心来认真阅卷。等阅完卷后，各科的分数出来后，再来评判今年的各科试题是否更为妥当一些呢？终于说服了他们，达成了共识。最终各科考分统计结果证明这一年的高考试题还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我们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完成了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心里感到很高兴，仅管招生办最后只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软皮笔记本，上面写明某某同志参加1977年高考命题工作纪念，并且盖有招生办的大红印。我为自己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这个历史转折时期，能有幸直接参加高考命题工作，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向党中央提出他可以做一些具体工作，主抓教育及科学技术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中小学教师纷纷向教育部提出现行的教材还是文革中“四人帮”横行时期编写的教材，空洞的政治内容太多，没有完整的基础知识体系，基本训练根本谈不到。中小学教材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拦路虎，强烈要求教育部编写出一套新教材来。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教育内容”，他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1977年9月25日，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全国教材编写会议的代表，认真听取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他说：“虽然国家的外汇储备较紧张，经过与主管财经的李先念副总理协商，准备拿出10万美元，请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从先进的发达国家购买一批教材回来，作为我们编写教材时的参考”，他要求大家加快教材编写进度，力争1978年暑假后全国要用上新教材。

1978年5月底，校长安绩同志把我和化学教师张银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去北京参加由北京市教育局主办的新教材培训班，我们持有的介绍信是由自治区教育厅开具的，由于时间紧、任务急，让我们坐飞机去。到北京市教育局联系后才知道，这次培训班是教育局为北京市各区、县教育局的有关人员举办的，其他来自外省、自治区的人员只作为列席代表，他们不负责安排食宿，但可以帮助介绍旅社，我们被介绍到西单附近的一个小旅社，条件虽然简陋但很干净，交通也很方便，我们很满意。我们在北京呆了有十天左右，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我们听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人叶立群同志的录音报告——关于国内外教材改革动态的报告，他讲到二战后美、英、法、西德、日本、苏联等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掀起了这些国家教材改革的浪潮，强烈冲击传统的教学内容，增添了不少二十世纪以来的一些新学科、新科技所必须的基础知识内容。统揽我们购买的二千多册各国的教材，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几科的改革力度都很大。数学教材中删去了欧氏几何中的许多繁锁陈旧的内容，删去了代数式的恒等变型、三角恒等式的变型以及三角方程、无理方程中的繁杂内容，增添了集合、映射、对应、向量空间以及概率统计的基本知识，将微积分初步下放到高中教材中去。物理教材的知识体系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的破坏，不少地方教材用三机一泵代替了物理教学内容，新教材中删去了静力学、静电学中陈旧落后的内容，而增加了半导体、激光、核物理等先进的知识。新的化学教材中现代化内容也是比较显著的，对各类化学反应也由过去的定性描述改为定量分析。叶立群同志在报告中讲到，有的科学家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固然要出大力，但关键还在下一代，你们可得好好编教材啊！”语重心长。他指出,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经验要把握住二条：一条是以我为主，另一条是择其善者而从之.他希望各地都要重视办好培训班，学好新教材，教好新教材。

我们听了教材编写组负责人王汉生同志的报告——谈谈编写新大纲的一些想法，还听了数学教材编写组成员余元庆同志的讲话，他们的报告中介绍了西欧、美国、日本及苏联在教材编写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及走过的弯路；介绍了新教材编写时如何把握好传统内容与新增知识之间的关系，它们各占的比例应该多大；介绍了我国在新教材编写中把握的基本原则：精简、增加、渗透；强调中学数学教学必须注重学生三个能力的培养：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这些报告对我们理解新教材的编写意图、基本要求等非常有帮助。除此之外，我们还到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听了几场专家、教授关于教材中新增内容的专题讲座。

我还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找到了我的老师钟善琦（他是初等几何的专家，参加了新教材的编写），他向我介绍，这次编写新教材中对平面几何部分如何取舍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欧几里德几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太陈旧落后了，主张大部分删去，但不少人认为平面几何在培养学生的推理论证能力方面是别的学科无法替代的，主张大部分要保留。最后统一的意见是：对传统教材中有关尺规作图部分大部删去，只要求学生会画平行线、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几何定理及证明则大部保留，删去一些繁琐的证明题（诸如什么三点共线、四点共圆等）；在几何计算方面也仅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基本几何图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菱形、圆）的计算，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学生在学习平面几何时的负担和压力。

这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回到乌鲁木齐后，向教育厅普教处领导作了全面汇报，经研究后决定利用暑假举办新教材培训班，由教育厅发通知，要求全疆各地、市、县的重点中学（汉语教学）的数、理、化教研组长参加培训，地点就设在乌市第一师范，由教育厅拨经费，由第一师范负责安排食宿。培训班如期举行，教育厅负责人作了动员报告，由我和张银云同志分别向学员们介绍了新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及编写情况的传达报告，又请新疆大学的几位教师就新教材中新增内容做了几场专题讲座。历时十天，学员们反映这次培训班内容翔实，收获较大，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学好新教材，教好新教材。

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许多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为自己在1977年—1978年我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能为新疆的教育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感到十分欣慰。